柳传志：利益问题，不容牺牲_柳传志的保护伞

　　中国企业家的历史通常被划分为三个世代：84一代的国企改制、92一代的民营探路以及99一代的硅谷拷贝。并不夸张的说，正是因为先后经过这三代企业家的探路，中国的政经制度才真正适应市场化的发展模式，进而有了如今这样一个甚至被诟病矫枉过正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最好时代。

　　在84一代的企业家当中，柳传志是少数迄今仍活跃于商界的一位，最近几年，他一直在谋划联想控股的上市计划。他在罗辑思维上向网友请教如何卖柳桃、与90后代表隔空对话、为李克强造访“创业大街”充当讲解员……很难想象，这是一个已经年过古稀之年的企业家的作为。

　　用彼得•蒂尔的那本畅销书来讲，从0到1的经历价值，远胜从1到N，在联想起航之时，它还是一只会在风雨飘摇中随时可能葬身海底的小船，柳传志说那时的自己不畏惧风浪，但他应该是一个船长，而且这个船上的货物“要有我一份”。

　　在商言商，企业家会谈到很多底线，比如竞争的道德底线、管理的容忍底线或是发展的效率底线，但是公然谈论利益底线，谈论应当如何保障自己的财富收入，这在柳传志那里，还是第一次。

　　这也是为什么当“褚橙”和“柳桃”横空出世、再度勾起人们对于往事的回忆时，大家会对褚时健的东山再起不胜唏嘘，也对柳传志的乘时乘势感到难得。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改革开放”作为国策，既激起了全国人民对于财富的追求，也撼动着既有蛋糕的重新划分。处于风口浪尖之一的，就是国有企业的改造，时至今日，仍有极左人士抨击那段岁月所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

　　从1984年创办联想到1994年做到过亿的营业额，柳传志的身份，还是一个企业工作者——而不是企业家——联想公司的产权，完全属于中科院，与管理团队无关，营业收入亦都属于“公款”，需要上缴国库。

　　在计划经济时代承担“帮助国家调节国民经济”责任的国企模式，与现代企业经营理念格格不入，团队吃着大锅饭，无论业绩好坏，其创造的收益都与他们无关。

　　柳传志说当时有两种解决方式，其一是加大“公款消费”的范畴，在办公待遇上改善团队的生活，配公车、给报销等;另一种，是和其他人一样，跑去香港创立“窗口公司”，做着相同的业务，养大之后就辞职下海，转移到那个民营公司去。

　　柳传志说，前面一个方法，会蚕食企业的发展机会，“很难成大事”，而后一条路虽然具有可行性，但是对不起中科院的老领导。

　　“就像和尚庙的小和尚给佛爷上香的时候，舀了一勺油做菜吃了，马上就麻烦了，把自己的人生给搭进去了”。柳传志想了很久，决定还是要找中科院谈判，“我可以坚决不动那个油，但是一定要提出申请，问你给不给?”

　　在谈判之前，柳传志甚至做好了离开的准备，他跟朋友说，如果谈不拢，他就辞职，然后自己筹钱创办企业。柳传志说：“刚开始创办公司的时候，我确实没有这样的想法，只是想做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但是这一路走下来，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我不畏惧竞争，但是我觉得，在这个竞争的大海里，我应该是船主，而不能只是一个船长。我不会不去争取应得的利益，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不顾公司的长远发展，把这个企业办得不死不活。这都不是我的性格。”

　　因此，柳传志代表联想团队去找中科院领导主动争取35%的股份。虽然后者非常支持，但由于一些制度约束，不能直接分配股权。因此中科院给到一个折中办法，给联想的经营团队35%的分红权，即联想每年利润的35%能够以一个正常公司运作的方式分配给团队，这已让柳传志相当振奋。

　　随后，除了继续做大联想，柳传志也坚持着将联想作为高科技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努力。彼时，全国各地虽已涌现多起致富案例，但是在传统观念里，诞生于国家计划的生意，如果贸然被股份制拆解为“一小撮人”的产业，无疑仍具极强的冲击力。

　　柳传志讲了一个例子，当时中科院里还孵化过一个公司，叫做成都地奥，这个公司的一个副总到中科院开会，抱怨高管团队没有股份，而且工资也只有八千多块钱，这与他们的贡献相比非常不匹配。“谁知这话一讲呢，会上就炸了锅了。在那个年代，八千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院士们觉得：你们这些凭什么?干什么了你们就能拿八九千块钱?”

　　现场的激烈反应，让坐在台下的柳传志心有余悸，如果联想的改制，被中国这群顶尖的科学家反对，那事情就全黄了。

　　所以柳传志就在向中科院汇报之前，先借媒体向社会公布了联想的改制消息，赢得了舆论的支持——大多数国企的垄断、低效等特征，早已触怒民愤——于是，经过审计，联想顺利在北京市体改办、科技部、中科院、财政部四家单位的协同下，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再才有了今天的联想集团。

　　二战时期，德鲁克在受雇观察通用汽车的过程中，写出了那部经典的《公司的概念》，在他看来，为了组织大规模生产，社会结构必然随之改变，并且使得工作的个体变得渺小而缺失存在感，如果公司想要克服这个难关继续发展，就必须重视人的价值，提升人对公司的支配能力。

　　在开创了“管理学”之后，德鲁克主张的自由企业制度迅速蔓延到全球，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被引进中国，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企业家，但是在时间上，仍然比美国晚了近半个世纪。

　　回顾柳传志和联想的挣扎，其现实难度极高，且中国色彩浓厚，一个从一开始就生于自由市场的西方企业家，很难理解中国企业在实现正常化的途径中需要经过这么多道坎，而且随时都有可能翻船，柳传志的同代人——倪润峰、褚时健、李经纬、赵新先等——他们皆无柳之幸运。

　　我们遥望壮丽远航的巨舰联想，亦不能忘却这些折戟沉沙的先驱，是它们的争渡，驱逐了遮天蔽日的鸥鹭，让未来清晰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