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染人数下降，仍在研发的新冠药管线该怎么办？「国内药厂新冠感染」

《科创板日报》2月8日讯（记者 金小莫）随着国内新冠感染人数的下降，已被炒作了约三年的新冠概念“偃旗息鼓”。据choice数据，自2022年12月中下旬以来，新冠用药概念一路走低，至2023年2月7日收盘累计跌幅逾10%。

行业观点认为，目前市场已不再给新冠药高估值。这既是因为国内新冠感染人数下降，相关的用药、疫苗需求降低；也与新冠药估值逻辑改变，市场进行理性调整相关。

另一方面，国内还有不少企业正在推进新冠药物的研发管线。在目前的疫情环境下，这些在研药物否有还有必要继续推进？又能否为投资者带来回报？这已被打上了大大的问号。

对此，中国药科大学国际医药商学院卫生经济学教研室主任李洪超对记者指出，疫情发展具有很大不确定性，没有人能知道准确答案是什么。

“会不会有第二波、第三波感染高峰？病毒的传播性和致病性会如何变异？目前的群体免疫屏障水平如何？这些情况我们都不十分清楚，也就没有办法准确预判药物的市场空间。”李洪超称。

《科创板日报》记者又询问多家正在推进新冠药临床研究的企业。有的企业告诉记者，企业仍在推进相关管线，“创新药的研发周期和研发成果本身就是有风险的，投资者应清楚这一点”；也有企业表示，关于新冠管线的后续安排需经公司评估，目前没有可透露的信息；还有企业以话题敏感为由，拒绝了记者的采访。

辉瑞默沙东吃到了最大的蛋糕

新药研发本身就存有高风险，而研发流行性病毒药物的风险就更高了——因为人们无法预判，疫情何时会突然消失。很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药物还没开发出来，疫情就已经消失了。

比如，2003年，SARS一度引起全球恐慌，包括辉瑞在内的很多药企都曾着力于特效药的研发，只不过，由于SARS的消失，这些管线也大多中断了。

不同于以往的流行性病毒，此次的新冠病毒，已持续传播了三年之久。业内曾普遍认为，它会像流感病毒一样长期存在。这一认知也不断吸引着药物研发企业前来“冒险”。

其中，最成功的当属辉瑞的抗新冠药物Paxlovid。事实上，Paxlovid的原型是辉瑞于2003年为SARS研发的3CL蛋白酶抑制剂PF-00835231，而后由于SARS消失，PF-00835231被放在了辉瑞的产品库中。新冠疫情发生后，辉瑞又把它从产品库中找出了出来，并对之进行结构改造。

“Paxlovid是在抗SARS药物研究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不然没有那么快。”西湖大学生命科学学院PI胡奇撰文称。

凭借着先发优势以及尚可的治疗数据，在新冠助推之下，2022年辉瑞营收达1003亿美元（其中还有新冠疫苗的贡献），创历史新高；另一拥有新冠口服药物的跨国药企默沙东也取得了不错的销售成绩，其新冠药物于2022年营收56.84亿美元。

关于2023年，这两家企业也给出了预期。默沙东表示，随着疫情在全球缓和，公司新冠抗病毒药的销量将大幅下降，预计该药物于2023年的销售额约为1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67亿元）；辉瑞预计称，Paxlovid于2023年的营收约为80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530亿元）。

国内定价需考量药物价值与可支付性

在国内市场，已获批上市的国产新冠小分子药物共有三款：复星医药/真实生物的阿兹夫定、先声药业的先诺欣、君实生物的民得维。

其中，阿兹夫定的医保定价为11.58元/片/3mg，一疗程的价格为175元/瓶（35片(1mg规格)）。不久前，先诺欣、民得维也先后公布了医保定价，分别为：750元/盒、795/瓶。

李洪超对《科创板日报》记者解读称，药物定价是一个复杂的机制，要参考的因素很多，其中有一个参考因素为药物价值：“在对于新冠的治疗上，先诺欣、民得维有着更为扎实的临床数据来验证药效，因此，医保局根据药物价值给出了二者更高的价格，这是合理的。”

此外，医保的支付能力也是定价的重要考量。

李洪超注意到，辉瑞的Paxlovid在参与医保谈判时，国内疫情传播形式仍然较为严峻，“如果按全国80%的人口会感染新冠，仅考虑其中的高风险人群需要服用新冠治疗药物这一市场基数来推算，仅仅一款新冠药物的医保支出就会是非常惊人的。”李洪超说，这也是Paxlovid在医保谈判中没有能够与国家医保局达成一致价格的原因之一。

“1月中下旬以后，国内疫情形势缓解，需用药患者数量降低，此时对先诺欣、民得维给出逾700元的定价，从医保基金的总负担角度来看可能是负担得起的。”李洪超称，反之，如果是在去年12月刚刚放开的情况下进行定价，彼时需用药患者基数庞大，那么最终给出的定价可能会低于现行价格。

“药品定价既要兼顾企业的研发费用、药物的自身价值，还要考虑到医保基金和社会可支付能力，是一个系统性的考量，涉及各方各面，难度与挑战是非常之大的。”李洪超表示。

与药价同时披露的，还有这两款药物的研发成本：先诺欣的研发成本为5.02亿元，民得维的研发成本则高达8.80亿元——也就是说，如果仅估算国内市场，先诺欣至少需要卖出67万盒，民得维需要卖出111万盒，企业的销售额才能覆盖掉研发成本。

而若以目前的疫情环境来看，企业想要赚回研发成本或难度加大。鉴于此，对于仍在推进新冠在研项目的企业来说，除了寄希望于第二波、第三波疫情外，剩下的机会可能也已经不多。

一位一直看空国内新冠药物的投资人对《科创板日报》记者指出，辉瑞与默沙东之所以可以在新冠药的研发上获益，除了研发速度快之外，与它们既有的全球销售优势也有很大关联——一旦开发成药后，它们可以快速将药物推至全球，抢在疫情消失之前获得收益。

而这种优势，其实国内的大多数医药企业都不具备。

“从本质上来说，新冠药是一种抗病毒药物，除了新冠病毒以外，企业可能也可以尝试开发抗其他病毒的适应症。比如阿兹夫定本身是抗艾滋病病毒的治疗药物。”李洪超则对记者称。

资金压力极大

另一方面，相关企业已为新冠药物研发付出了高昂的成本。

以君实生物为例，民得维的研发成本高达8.80亿元。另据企业2022年业绩预告，预计2022年企业的研发费用为23.64亿元。这也部分造成，君实生物2022年预计亏损额高达23.96亿元，创历史新高。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了前沿生物身上。据公司2022年业绩预告，为推进抗新冠小分子药物注射用FB2001及雾化吸入用FB2001在国内外的临床试验等，前沿生物预计研发费用约在2.6亿元至3.0亿元之间，同比增长51.07%到74.31%。

即使有抗HIV创新药艾可宁销售放量带来营收同比增长102.45%到109.86%，但高昂的研发投入仍使得前沿生物2022年全年经营亏损，亏损额在3.5亿元至3.8亿元之间，也创下了公司历史新高。

这笔研发投入会为公司带来价值回报吗？目前，没有人能提前知道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