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花经济学：如何找回失去的十年？

本文作者：陈清，编辑：贾乐乐

时至年关，家家户户换上新的春联，包好新的饺子，等待游子归家，阖家团圆。

三年静默，一朝解封，大众更加怀念过去春节时，街头巷尾的噼里啪啦。今年烟花消费需求集中爆发，多地经销商爆仓囤货依然供不应求。

此前严格执行的烟花爆竹禁售禁燃政策，部分地区也出现松动迹象。烟花爆竹“禁”与“放”的讨论也多次登上热搜，成为热议话题。

自古以来，燃放烟花爆竹就有驱邪避祸、欢庆祈福等美好寓意。相传，花炮最早是隋唐时期湖南浏阳一带一位叫李畋的道士，为驱逐南川河两岸的山魈发明。

至宋朝，中国的烟花爆竹工艺已经能呈现辛弃疾诗里“东风夜放花千树”的盛景。因产量稀少，古代烟花爆竹多作为贡品，供给皇室勋爵，民间则多用爆竹，部分烟花爆竹也随着马车商船，流至东南亚、欧洲等地，成为重要的出口贸易品。

发展至现代，烟花爆竹给大众带来视觉享受的同时，也在持续与环保、安全问题做斗争。

就这样，中国的烟花产业在“禁”与“放”、“出口”与“内销” 、“价格战”与“品牌”之间曲折前进。

一、鞭炮一响，黄金万两

小时候逢年过节，全国各地都在燃放烟花，但鲜少有人知道，这些烟花90%以上来自湖南浏阳和醴陵、江西上栗和万载，这四个县市。

自古以来这些县市也是烟花生产的重镇。

如果往前倒历史，四地的祖师爷都是李畋。浏阳与醴陵两地都有李畋故居，上栗也修建了李畋公园，都说自己是李畋的故乡。

李畋的籍贯之争，也是因为这几个地方地理位置相近，处于湘赣边界。

1400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明显的产业集群。对当地人民来说，烟花不仅是传统文化里的年味，一门传承千年的手艺，更是吃饭的碗、兜里的钱。

烟花制造是门手艺活。传统制造过程有十二道流程七十二道工序，主要包括卷纸造筒、填制火药、栽植引线、封泥等步骤，操作繁琐但技术门槛并不高，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烟花产业的涉及面也非常广，上游包括造纸、印刷、硝石和金属矿业开采等，下游又要对接仓储物流企业，以及批发零售店等终端销售渠道。

烟花制造及上下游对于劳动力的巨大需求保障了当地人民的就业。以“中国烟花之乡”浏阳为例，全市人口近140万，有30万从事烟花相关工作，更核心的产区如浏阳大瑶镇，十有八九户都从事烟花产业相关工作。

浏阳以山地丘陵为主，为花炮产业提供了天然屏障，山地里又富含制作火硝石的重要原料——硫矿，条件得天独厚。

2021年浏阳花炮产业集群总产值为261.5亿元，占全市总产值的16.2%。原辅材料及相关产业总产值56.5亿元，带动产业集群1/5的产值。

烟花的观赏性，还拉动当地文化旅游消费的增长。如长沙橘子洲头定期举办的烟花秀，已经成为经典旅游打卡点，2011年~2016年，音乐焰火表演累计5000万观看人次，给当地带来了不小的旅游收入。近年，浏阳焰火歌剧表演等也成为当地的旅游特色。

烟花产业较强的辐射能力，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浏阳自2006年起就跻身全国百强县市榜，目前是第21名，醴陵为97名，上栗和万载暂未上榜。

二、造烟花不如卖烟花

尽管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烟花产能大头都在中国，都在湘赣边界的产业集群里，中国的烟花生产企业仍然表现出大而不强的特点。

大而不强，其实就是话语权相对弱。

在产业链条之上，造烟花的不如卖烟花的。

由于烟花生产集中而消费市场分散，所以“有中间商赚差价”的经销分销模式，一直都是市场主流。

一般而言，周转快的生意可以接受利润薄，周转慢的生意就会要求高利润。对于早期的经销商来说，一年不开张开张吃一年是常事，销售期就这么长，加上行业特点，压价就变得稀松平常。

资本市场上赫赫有名的熊猫烟花，它的老板赵伟平，就是靠着掌握销售渠道赚得盆满钵溢。

赵伟平是万载人，他创办的广州攀达贸易有限公司，是国内第一家烟花私营企业。攀达，取意“panda”熊猫。

“那时候不缺订单。因为国内就那几家国营单位出口烟花爆竹，无法满足国外的需求。”赵伟平说。

自2000年起，攀达陆续收购了多家海外烟花销售公司。壮大后的攀达后来收购了当时国内唯一鞭炮上市公司浏阳花炮，变身为熊猫烟花。

像赵伟平这样能生产又有销路的制造企业并不多，更多的烟花生产企业是给欧美的经销商贴牌加工，处于微笑曲线的中间，赚不到品牌溢价。

所幸，集群式发展具有成本优势，所以在国内这四县在烟花界能够屹立不倒。

比如赵伟平收购“浏阳花炮”后，马上以低价策略杀入北京市场。2006年卖80元一挂的1000响鞭炮，在2007年的春节只要15元。当地中小规模的企业，只能拱手让出市场。

一个地区要想不被渗透，经销商合纵连横也是个法子。2009年，沈阳地区就出现过抱团抵制熊猫烟花设立批发公司。

但市场经济就是市场经济，总有利益能够瓦解联盟。

成本优势的另一面，是残酷的厮杀。由于烟花的门槛并不高，这为竞争激烈打下了基调。

经济参考报早年的文章曾指出，烟花企业与企业之间，不同省市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大量的中小企业之所以能够生存，一是靠价格战，二是靠出口危险性高的产品和半成品。

终究是小型烟花生产企业扛下了所有。

有实力的企业则纷纷走出大本营，或者直接买断经营权，或者与当地企业合作，占领一个地区的销售渠道。

这种模式加强了头部集中效应。2004年前后，国内烟花企业已经基本形成熊猫烟花、东信烟花、中州烟花、江西李渡烟花等十个知名度较高的品牌。

另一个改变产业链地位的方式是打响品牌。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赵伟平作为开幕式烟花燃放总指挥，熊猫烟花作为开闭幕式烟花供应商，一战成名。2009年熊猫烟花国内业务营收同比增长36.5%，后续接连中标60周年国庆、亚运会等活动的烟花供应。

其他三家参与供应的企业，如东信烟花、江西李渡烟花以及特供“大脚印”的安平县烟花总厂，此后也经常出现在国家大型活动的烟花供应商名单中。

这种活动对烟花燃放技术和安全性都有较高要求，是真正展现企业实力的时刻。

三、带着镣铐起舞

渠道、品牌，同样是烟花产业枷锁的解法。

悬在烟花产业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叫环保和安全。

研究统计，2012年~2017年北京春节期间（除夕至正月初五）PM2.5平均浓度均超出全年日均浓度，重污染天数在2天至4天之间。

2006年~2015年，江西省平均每年发生9起烟花爆竹事故，除2008年外，每年死亡人数均在10人以上。在烟花不禁燃的地区，几乎每年都会有人因为放烟花烧伤或炸伤。

安全问题、环保问题带来的“禁”与“放”也是影响中国烟花产业发展的主线。

禁售政策古而有之，也并非中国独有。我国烟花出口的主要国家如美国、英国、德国，均有烟花燃放限制。

建国后的禁燃禁放，始于1988年，主要解决的是烟花燃放的安全问题。1993年，北京“城八区”率先启动相关政策，随即全国各地开始响应。

2012年限令结束后，因PM2.5超标、燃后街道保洁等环保问题，各地相继推出“史上最严”燃放禁令，产群总值增速明显放缓。

以浏阳为例，2013年，浏阳产群总值为190.9亿元，同比增长10.47%，增幅较前一年的22.2%腰斩。

各地政府对烟花企业也制定了退出计划。如山东、安徽等地区，烟花企业在2016年底前基本全部退出市场。湘赣地区为了加速烟花企业出清，对主动退出的符合条件的企业，湖南省补贴奖励最高达上百万元。

对烟花企业来说，禁售最直接影响的是收入，但应收款回款等财务风险，更危害企业现金流。

2013年熊猫烟花应收账款1年及以上坏账占比为53.1%，而2012年这一占比仅有38.9%。

赵伟平试图通过跨界多元化经营缓解公司的危机，无论是影视还是P2P，都没有成功，自己也深陷债务危机。

出海是烟花企业更普遍的选择。据中国海关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11月我国烟花爆竹出口量达到38.03万吨，同比增长29.08%，出口金额突破10亿美元，同比增长45.93%。

2021年东信烟花实现收入3亿元，其中海外市场收入就占一半。

内销方面，行业规范趋严，倒逼企业加大研发，朝仙女棒等危险性小的冷烟花，以及蓝色加特林之类新式烟花的发展。

基于成熟的消费市场，国外的烟花企业品牌集中度更高，如美国最大零售商杰克斯烟花，全美约有47家连锁店，中国供给了98%以上的全球市场，但全球最大的烟花厂商来自西班牙。

另一方面，过去批发商经销的销售模式，国内烟花企业和消费者之间存在明显的沟通障碍，导致厂家打不开销路，也没有创新的方向和动力。去年的网红烟花“蓝色加特林”，已经是十年前的设计。

蓝色加特林的走红，最早源于抖音短视频。这也让厂商意识到烟花独特的视觉美学与短视频的适配度高，容易诞生爆款。

在新的传播方式之下，生产者与终端消费者的关系被改变，产品的创新能够得到反馈，品牌更容易形成以及得到认可，生产者在产业链的话语权也将发生变化。

目前以中洲为代表的一些头部厂家已经开始跳出幕后供应商的身份尝试走近消费者。2022年12月底，还有烟花厂商与奥特曼联名推出奥特曼烟花，在小红书上做推广。

四、结语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与时代密切相关。

滚滚历史长河中，顺应时代发展的文化被传承下来，旧又添新，不符合要求的则逐渐被淘汰。

相较戏曲、雕漆等势微的传统文化，烟花经济的繁荣，是烟花文化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城市里快节奏生活的年轻人，需要一场烟花秀的仪式感来记录生活的美好，当从事烟花产业，仍是浏阳一带人民奔向富裕生活的选项之一，当烟花工艺仍是中国对外宣传的一张名片，烟花的传承就不会终止。

烟花禁与放纠葛的年年岁岁中，问题本身并没有标准答案。

过去我们非黑即白地认为民俗文化与安全环保二元对立，但悄然发展的科技，早给我们指了一条两全其美的路。

今年解禁呼声日益高涨，并非人间偏爱光影绚烂，而是期待所有未来都能像烟花一样，碰撞出美好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