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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正视”的“奇妙逃路”

——外国思想家论中国之一

安立志

我在《谁是“劣根性”的最早提出者？》中写了这样几句，鲁迅的主要笔墨是对国民性的解剖与批评，而不是渲染与赞美。“瞒和骗”作为国民性之一种，是鲁迅揭示的。1925年，他在《论睁了眼看》的杂文中指出：“中国人的不敢正视各方面，用瞒和骗，造出奇妙的逃路来，而自以为正路。在这路上，就证明着国民性的怯弱、懒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页254）应当指出，鲁迅的创作时代是20世纪初叶，他揭示的国民性存在于当时和过去的中国。

17世纪70年代，中国还在清朝康熙年间，罗马尼亚（今属摩尔多瓦）人米列斯库（1636-1708）作为俄国沙皇的使者出使大清，回国后写了一本旅行日记，记下了对大清臣民的印象，他认为，“至于聪明才智，中国人却远在欧洲人之上，他们头脑敏锐，远非我们所能比。但是，他们又狡黠、奸诈、诡谲、多疑，他们常以欺骗外国人为乐事，以显示他们的智慧是超越任何别的民族的。他们常常装作十分幼稚而轻信，以哄骗别人。他们善于投机取巧，钻营谋利，很不可靠。”（《中国漫记》，中华书局，1990年，页37）这段话是泛指的，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下面的话是特指的：“他们的商人十分奸诈，常常搞欺骗，值一个卢布的货，他们会毫无顾忌地要一百卢布。如果骂他们无耻，竟敢如此漫天要价，他们会回答：‘你尽管骂，反正空话不值钱。’他们卖物也一味骗人，总是缺斤少两。”（同上）“他们用树脂制作人造玛瑙，和天然玛瑙一模一样，完全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他们还用大米制作透明玻璃，可又不像我们的玻璃那样易碎。”（同上书，页38）模仿行为不应视为欺骗，有时则体现为一种特殊的甚至是高超的工艺。

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启蒙思想家、法学家。孟德斯鸠也是较早研究古代东方社会与法律文化的学者之一。孟德斯鸠是分权政治架构的理论奠基人，其政治法律理论至今产生着重要影响。如果说米列斯库的看法是来自现场观察，哪怕他戴着有色眼镜，那么，孟德斯鸠对中国的评论则是间接的，他的看法大多来自在华西方传教士对中国的考察与记录。他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中写道：“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这特别表现在他们从事贸易的时候。虽然贸易会很自然地激起人们信实的感情，但它却从未激起中国人的信实。向他们买东西的人要自己带秤。每个商人有三种秤，一种是买进用的重秤，一种是卖出用的轻秤，一种是准确的秤，这是和那些对他有戒备的人们交易时用的。”（《论法的精神（上）》，商务印书馆，1961年，页316）孟德斯鸠的描述带有浓重的古典色彩。在当今市场上，杆秤早已被电子秤所代替，至于私调计量刻度、秤盘下附磁铁则时有发生。

康德（1724-1804），18世纪德国著名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把康德的哲学看成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页100）康德在《自然地理学》第三部分，从民族习俗与个性、饮食、礼仪、农耕、语言与律法、宗教、婚姻等几个部分，对中国作出评价。他指出，“他们极为艺术地作伪。他们能够把一块撕下的丝料如此漂亮地重织在一起，以至于最精细的商人也不能发现；他们用铜丝把打碎的瓷器如此缝合，以至于没有人最初觉察到破裂。中国人在被牵涉到欺诈时并不羞愧，除非他由此被人看出有些笨拙。”（《康德著作全集》第9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页378）这一说法比较接近米列斯库的游记印象。“他们（中国商人——引者注）往鸡嗉囊里填沙子。一头死猪如果分量重，可以比一头活猪卖更好的价钱，因此，有些骗子把别人的猪毒死，当别人把死猪扔掉后，他再把它拣回来。”（《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页63）是不是很有现场感，回忆一下近年报道的流水猪肉、兑水白酒，这种做法代有传人。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公开自称是黑格尔的学生，黑格尔的辩证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黑格尔的学术活动主要在19世纪初叶，相当于清朝的嘉庆、道光时期。他在《历史哲学》的“东方世界”部分谈到了中国，如同其他西方学者一样，他对中国的印象除了来自传教士之外，马戛尔尼访华的观察也在欧洲影响很大。黑格尔如此评论中国人：“他们以撒谎著名，他们随时随地都能撒谎。朋友欺诈朋友，假如欺诈不能达到目的，或者为对方所发觉时，双方都不以为可怪，都不觉得可耻。他们的欺诈实在可以说诡谲巧妙到了极顶。欧洲人和他们打交道时，非得提心吊胆不可。”（《历史哲学》，上海书店，2001年，页130）这大约是实情。前些年有名人称“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近年仍然反对“假大空”，看来黑格尔的言论并非无稽之谈。

傅立叶（1772-1837），法国思想家，他同圣西门、欧文并称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在《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中指出：“例如‘商业自由’，也就是用假秤假尺的买卖自由，出售假货的自由（如在包装的货物里掺石子）。所有这些欺诈行为都在中国获得合法的许可。在中国，所有商人都用假秤，都出售假货而不受惩罚。你会在广州买一只外形很美观的火腿，把它切开的时候，你看到的只是一团用几片猪肉精心包裹起来的泥土。每个商人有三把秤，一把是用来欺骗买主的小秤，一把是用来欺骗卖主的大秤，一把是自己专用的标准秤。如果你受这些欺骗，官府和公众都会嘲笑你。他们会告诉你，在中国有商业自由，并且说，尽管有这种所谓恶习，幅员辽阔的中华帝国已经比欧洲任何帝国都更好地生存了四千年。”（《傅立叶全集（一）》，商务印书馆，1979年，页69）傅立叶与孟德斯鸠都是法国人，他们考察中国，所举的例子也极其相似，高度怀疑他们接触材料的同源性。

马克思主义是在与形形色色错误思潮的论战与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建立自己的学说之初，即与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巴枯宁、杜林、拉萨尔等人进行过学术论争与政治斗争。施蒂纳（1806-1856），德国哲学家，无政府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代表人物。他的名著《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被称为“无政府主义的宣言”，在德国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以思想深刻著称的中国作家鲁迅（鲁迅译为“斯契纳尔”），也曾深受其影响。他在《文化偏至论》中，对施蒂纳推崇备至。然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该书中文共692页）中，对施蒂纳的代表作《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共408页）进行了系统的、集中的批判；而针对施蒂纳的直接批判，其份量（415页）竟超过了施蒂纳的原著。马克思、恩格斯在论战中指出，施蒂纳把中国和美国称为“世界上最会恶作剧的两个民族”，中国人是“宗法的骗子”，而美国佬则是“文明的骗子”。马、恩指出，“只要他看一看自己的夹带，就会发现：‘历史哲学’第81页上的北美洲人和第130页上的中国人，都被作为骗子来归类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页176）可见施蒂纳对中国的印象，部分来自于黑格尔。其实，相比施蒂纳指责中国人为骗子，他的无政府主义与虚无主义思想对包括鲁迅在内的中国人的影响才是更为负面的。

由此来看，鲁迅有关国人“瞒和骗”的论述，比许多外国思想家晚的多。应当指出的是，外国思想家谈到的“瞒和骗”，只是来自外国人对中国或直接或间接的观察，他们看到的现象，不是市井百姓就是街市商贩，他们走马观花、浮光掠影，都属于“形而下”的层次。在这方面，还是鲁迅深刻，他在上文中还揭示了别一种“瞒和骗”：“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由这文艺，更令中国人更深地陷入瞒和骗的大泽中，甚而至于已经自己不觉得。”（《鲁迅全集》第1卷，页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