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信息“包产到户”的改革

　　随着7月郭美美红十字事件、动车事故两役，微博的重要性得到了普遍承认，而对这种新媒体的质疑也随之而来。一方面，打开传统媒体，无处不微博，各机构和各政府发言人在微博上相当活跃积极;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对微博传谣和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质问也源源不断，政府也对微博带来的变化对体制意味着什么，忧心忡忡。

　　微博，是新浪等国内新闻门户跟随“饭否”，对140字微博客服务的推特(Twitter，2006年7月上线)的第二代模仿(或微创新)，在形式上是推特和Friendfeed(2007年11月上线，2009年8月并入Facebook)的综合，还加上了早期BBS的一些风格。微博最早由新浪公司于2009年8月推出，其他门户被迫跟进。而推特和Facebook本身在国内并不能访问，这很快让微博在中国迅速发展。

　　同为140字微博客，微博很快继承了推特对社会的革命性作用，但也因为它和推特的一些不同，造成了部分社会效应南橘北枳。如果不理解这种不同，就无法对微博对中国社会的长远效应做出准确判断。

　　首先说继承的部分，第一，微博和推特一样，缩短了信息传播的距离，节省了传播时间，“拉平”了信息结构，从昔日金字塔式从上到下的指令传播，到了目前更加扁平的传播结构，削弱了昔日信息控制者金字塔顶尖地位。

　　以前的列车事故，信息传播到普通全国读者，大概需要2天周期，一般来说，读者最终读到的都是经过控制的事故版本。但这次动车事故，甚至在还没发生的时候，临时停车的车厢内旅客，就已经通过微博把照片发了上来，因此动车事故全方面信息24小时被不断地病毒式传播。在如此直接和迅速的传播面前，刚开始阶段“神马信息控制都是浮云”。铁道部之所以在此次事件中处处被批评，就是完全不理解“部里几分钟、世上已千时”的微博传播速度的恶果。

　　第二，微博和推特一样，是对昔日无言者的“话语赋权”，给没有任何机会在传统媒体发声的人有了发声管道。比如上访农民、事故家属、诉讼两造当事人和律师。有了微博，无论你在网吧还是通过手机，都能发出可能被主流媒体听到的自己的声音，这样就创造了无数平民英雄和弱势发言者，甚至形成了“微博上访”的局面，为中央政府了解全国舆论和地方政情。单从这个意义上看，微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计划信息时代”的摧毁，引导大家进入“众声喧哗”的时代。微博就是信息时代的“包产到户”改革。

　　其次，微博还有推特在西方不具备的功能。微博话语赋权效应还表现在那些在之前被限制在某些领域的名人，让他们有了跨专业发言、扩大社会影响力的机会。姚晨微博拥有千万粉丝，她转发有关社会正义的微博也被读者大量阅读转发。这种娱乐明星影响力的社会化、甚至政治化其实是对长期以来传统媒体社会言论壁垒高耸的反弹。不但是读者渴望讨论社会问题和进行公共辩论，微博也提供给了名人进入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发言的欲望和能力。我们的社会有强大的被压抑的政治表达的冲动，在这场微博带来的话语赋权中，找到了一些出口释放。

　　但必须关注微博完全不同于推特的地方：因为中国国情，中国的微博服务有着高度的管理，其影响力本质上是传统媒体社会的“媒体、名人影响力”，而不是西方社会媒体常见的“链接影响力”，因为用户的“公民链接”被刻意限制了，普通人、非名人用微博组织社会活动，其有效性还不如大家熟悉豆瓣和QQ。也就是说，随着微博媒体效应继续扩大、公民链接效应继续被限，对媒体的管理方法，会迅速移植到微博上，纳入目前的中国特色媒体社会框架中，为政府和主流社会所用。

　　因此，微博作为一个能了解全国舆论的媒体平台，在中国还会继续繁荣，但和推特、Facebook等西方社交媒体不同，不能过度期待微博能为建设公民社会发挥多大作用。